刘诗昆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三岁学钢琴，五岁登台演出，十岁获全国少儿钢琴比赛冠军，被喻为“神童”。１９岁时，他又在举行于原苏联莫斯科的被称为“国际乐坛最高奥林匹克赛”的世界最顶尖钢琴赛————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亚军，从而蜚声世界乐坛。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入狱将近六年。出狱后，他重获艺术新生，出访频频。现在，他的身上依然聚集了很多的光环，集钢琴演奏家、钢琴教育家、作曲家和企业家于一身。在他的脸上，感觉不到岁月的留痕，儒雅的气质依然清晰可辩。那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留给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平静。

　　在演奏会举行之前，曾有不少媒体妙作他是高雅艺术表演中出场费要求最高的艺术家，以体现其价值，对此，他依然反应平静：我现在并不以演出为谋生手段，而且也不会一天到晚四处演出。确实，他开办的“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已遍及香港和内地近十个城市，学生也达八千余人，一点出场费仅是九牛一毛。刘诗昆个人观点认为艺术家的无私奉献在精神上说确实无可厚非，从按劳分配来说艺术家的个人成就应该与他在文化市场上的经济收入划等号。就如名牌衣服价格昂贵，卓越的艺术家其演出票房就应该高，这是社会文化市场的一个规律，以画换酒的梵高时代已经过去了。从这点可看出，媒体的炒作并非空穴来风。

　　刘诗昆直言，并非自己搞古典音乐就清高，对流行音乐不屑一顾，自１９９０年到香港定居后，他与许多流行音乐明星合作过，比如王菲、张学友、叶倩文、谭永麟等。他１９９１年在红馆搞了三场古典音乐会，非常火爆。他说，流行音乐表演者其实生命力极短，即使红得发紫，也只是昙花一现。流行音乐的最大特点便是依靠媒体不断炒作，推出新人。而古典音乐在艺术上是永恒的。就此他谈到了具有“钢琴王子”之称的克莱德曼，认为克莱德曼在弹奏上并无太多技巧可言，他在钢琴本身的专业发展上没有太大空间，只不过他弹奏的曲目通俗易懂，容易引起心灵上的欢快和愉悦，加上外型英俊，所以能吸引年轻乐迷。现在他已日落西山，中国乐迷听他的钢琴曲时他在国外已经没有演出价值，在香港上座率也仅３０％，这都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信息落后了一步。５０年后可能没有人知道克莱德曼是谁，但５００年后还会有人知道贝多芬，这就是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最大区别。

　　谈到流行音乐与高雅音乐在演出酬劳上的差距，刘诗昆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但在中国情况更突出。高雅艺术是属于高文化层次上的东西，能理解、欣赏的人比听懂流行音乐的人要少。流行音乐大都通俗易懂，毫不费劲都能哼出来，这是它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现在是信息发达的商业社会，媒体的炒作影响和基于商业因素的包装会造成一种无形的带动，香港的四大天王虽有一定的演唱功底，但其实是包装出来的。要成为钢琴家则不然，需要投入多年的时间，这种投入与产出很不平衡。他强调，他决非否定流行音乐，因为流行音乐的存在确实有其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而且不可能所有人都能理解高雅艺术，听高雅音乐需要投入和品味，这也需要媒体在意识上的引导。

　　现在刘诗昆具有如此众多的名衔，其实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种身份呢？他表示无所谓喜欢哪种身份，他认为自己私办钢琴中心，很符合当今政府提倡的美育要求和社会文化需要。他不否认自己利用名人效益赶上了钢琴热，并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但即使是最清高的专家或媒体对他都没有一句责备：你怎么搞这个？因而他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位具有商人身份的高雅艺术家脸上就挂不住。